北京红卫兵运动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耘
卞仲耘去世第二天，王晶垚用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一部昂贵的照相机，给妻子拍了许多照片。很少有“文革”受难者，能像卞仲耘这样留下如此之多的影像记录。图为两个女儿痛哭离世的母亲。
红卫兵运动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耘
摘自《炎黄春秋》
危险逼近的时候
在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教过语文,转而教政治,又当过教导员,后来升任教导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和副校长。她有4个儿女,丈夫王晶垚从新华社调到中宣部,后来到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研究员。
师大女附中创建于年,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著名中学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高级领导的女儿进入这所中学,校长通常由老资格革命家担任。到年“文革”前夕,校长暂缺,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就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了。
卞仲耘深切地感到,“文革”爆发前的一年里,“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到“五·一六”通知一出,积蓄能量多年的潘多拉盒的盖子终于被打开了!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张贴了攻击北京市委、北大校党委的大字报。6月1日中午,3个师大女附中学生也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对学校领导进行攻击。6月3日,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宣布支持起来“造反”的学生,斥令校领导全部“靠边站”,全校师生主要以开批判会、写大字报等方式开展“革命”。教师的尊严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学生可以对老师直呼其名,学校里很快贴满了攻击学校负责人和教师的大字报。
一些附中女学生将大字报贴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门上。大部分大字报并没有什么理论辩驳,却充满了粗俗的谩骂。其中贴到卞仲耘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着:“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要抽你的狗筋、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后人难以想象,如此粗鄙低俗的文字出自中学女生之手,而且这样的粗俗野蛮仅仅是更大罪恶的开端。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其他4位校领导站在台下。上台发言的女学生呈气愤填膺状,不时挥拳呼喊口号。批判发言时,突然有学生手持军事训练用的刺杀木枪上台,几下将卞仲耘捅倒在地。她刚刚倒地,又有人拽着头发将她拖起来。当时情形已非常残忍,但是无人制止。
批判会后,心情沉重的卞仲耘向上级写了一份请求保护的报告。她写道,自己拥护“文革”,但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说:“在群情激愤之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呈90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年即投身革命的卞仲耘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红卫兵运动带着“红色恐怖”呼啸而来。8月4日,师大女附中出现了红卫兵们批斗“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情况,她们强迫那些不幸的学生交代“反动思想”,最后还必须连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同一天下午,红卫兵闯进几位校负责人办公室,用皮带抽打了他们。
卞仲耘感到,巨大的灾难迫在眉睫了。就在这天晚上,她对丈夫王晶垚说,按这个势头,学生打死她这样的人,就像打死一条狗,现在她的处境非常危险。她和丈夫商量:是否向相识的中央领导人写信求救?
王晶垚主张妻子立即离开北京,回安徽老家暂避一时。但是卞仲耘不同意。她认为天南地北都是中国,天罗地网无处躲避。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是清白的,如果逃走,反而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为了人的尊严,我决不能逃走”。
王晶垚又劝说了几句。卞仲耘外柔内刚的性格此时显现得格外鲜明,她最后对丈夫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第二天早晨,家中保姆对卞仲耘说:“别去学校了。”但是忠于职守的卞仲耘还是走向了学校——那是她的岗位。
这天早上,倒是同为师大女附中副校长的胡志涛赶到北京市委,找到熟悉的分管文教负责人,报告说在师大女附中,校领导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但她得到了无奈的回答:“你先回学校去吧。”
惨剧在四十年前的8月5日发生
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斗争了学校的5位负责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首当其冲。
下午2时左右,女附中一个班的“红卫兵”突然聚集起来“斗争黑帮”,冲到正在打扫厕所的副校长胡志涛跟前。胡志涛对学生说,工作组撤走以后,红卫兵如要开批斗会,要事先报告新成立的北京市委。就是说,红卫兵不能自作主张地斗争校领导。
红卫兵根本不予理会。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不由分说朝她头上倒下来,胡志涛全身顿时就被墨水染黑了。
红卫兵将学校5个负责人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了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字样的牌子。接下来,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大批判”会立即开始了。
成群的学生涌来,聚集在台下。在狂热的批判中有人喊道:去木工房拿棍子。结果即有女学生跑向学校木工房,拿来了待修的破课桌木腿,那上面还有没拔除的钉子。更有人跑向开水房去取热水,打算浇烫这些“黑帮”——当代教育史上残忍的一幕就这样开始了。
红卫兵们草草“批判”了几句,就将被斗者从高台上拉下来“游街”,强迫他们一边走一边敲打被硬塞到手里的铁簸箕,反复地说:“我是牛鬼蛇神。”
5位教师被赶到小操场,要他们停下来劳动,挑走那里的一堆沙子。红卫兵自己动手,把要卞仲耘挑的筐里装满沙子,用铁锹拍了又拍。经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哪里挑得起来。红卫兵一拥而上将她打倒,拳脚乱棍交加。
女附中的教师们吓得缩在办公室里不敢出来。5名校领导孤立无援地迎受狂热女生的殴打,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被学生们一路厮打扯向宿舍楼。
一路上乱棍如雨,殴打者使用了形形色色的木棍,其中包括带有钉子的桌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这场狂热语言和棍棒交加的批判持续两个多小时,被批判和殴打的教师完全没有抗辩可能。大约到下午5时,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终于失去知觉,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仍有一群女红卫兵围住她,用脚猛踢这位不久前还受学生尊敬的副校长,大声喊:“装死!”
毕竟有人看出卞仲耘性命攸关,结果叫来一个校工和语文教师林莽,将她搬上平时推垃圾的手推车。红卫兵们继续批斗神志还清醒的另外4人。
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上的卞仲耘胳膊红肿,布满伤痕,眼睛微张,瞳孔没有了反应。胡志涛挣扎着对身边的红卫兵说,她有生命危险,医院!
红卫兵却对胡志涛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接着将她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残酷的批斗会终于进入尾声。有校工将载着卞仲耘身躯的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附近,因为马医院。那时天色还很亮,有红卫兵说就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影响不好”,于是就将大字报覆盖了她,还在上面压了一把扫帚。
这时,红卫兵渐渐散去,医院请来医生急救。医生在晚上7时左右赶来,见医院抢救,但这时的卞仲耘已经死亡多时了。她的生命在50岁时突然结束,甚至来不及发出抗争的呐喊,来不及留下遗言。
这天,另外4位校领导均受重伤。胡志涛遭受带着钉子的桌腿殴打,浑身血水,一度昏迷,后来发现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学校教导主任梅树民是50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来校任教的,他身穿的衬衣被打出许多小洞,布丝深深嵌入肌肉。
我们为什么要记住她
时间长河默默流淌,如果到年卞仲耘还活着的话,她将度过90岁生日。作为京城名校校长,她会迎来无数学生的鲜花和祝福。
现在,作为“文革”开端红卫兵运动最初的殉难者,她留在历史照片上,以温柔清澈的目光注视今天的生活。
年春天,当卞仲耘作为一名《人民日报》女编辑,在战火中勤奋工作的时候,一对年轻的英国夫妇大卫和伊莎贝尔·柯鲁克不远万里来到太行山麓,用文字和照相机镜头记录中国革命的进程。他们访问了《人民日报》编辑部,也许是在无意中拍摄到卞仲耘的镜头。不久前,年近九旬的伊莎贝尔·柯鲁克教授将多年的若干照片送给报社。这使卞仲耘作为《人民日报》创建者之一的历史凸现得更加清晰。
河北省武安河西村的乡亲还记得她,将她的名字载入村史。
“文革”后,卞仲耘得到平反昭雪。在她的追悼会上,人们泪飞如雨。
卞仲耘为之献出了生命的学校,现在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这所名动京城的“市重点中学”每年都有大批学生考入重点大学。
今天是多么美好,但是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是留下了血迹的。记住卞仲耘的名字,是为了彻底否定“文革”,让下一代人知道,我们不能再犯“文革”那样的错误。因为她的悲剧完全证明:“文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彻头彻尾完全荒谬错误的。
节选自《炎黄春秋》
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冯翔妻子卞仲耘没有活过她的大部分学生，这一任务看来注定要由他来完成。
这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93岁了，仪容依然十分整洁。一件红色的唐装棉衣总是系紧每一个扣子，白发拢得整整齐齐。背驼了，耳朵也有点背，但精神好得仍然让人吃惊，满面红光，反应也十分敏捷。
“为什么当年你不要求追究那些殴打卞校长的女学生？”
“因为她们都是被利用、唆使的。”
“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
“我过得不怎么样，但这一生没有白活。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忘记那些本来可以淡忘的历史。”
年8月5日晚间，王晶垚得到噩耗，医院，看到的是妻子卞仲耘血迹斑斑的尸体。第二天，他用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一部昂贵的照相机，给妻子照了许多张照片。在接下来的每一个步骤，清洗、换衣、火化、殡葬……皆有照片记录。之前女学生们上门闹事，贴在家门口的标语、大字报，全部被他摄入镜头。全中国的“文革”受难者，像卞仲耘这样留下如此之多的影像记录者，屈指可数。
年，纪录片导演胡杰拍了一部以卞仲耘之死为主题的纪录片，《我虽死去》，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都派上了用场。片中，王晶垚和卞仲耘的大女儿王学回忆：那一天，父亲“痛不欲生，抱头趴在凉席上，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
“坏人，坏人！”这是他挂在嘴边的常用词。当然，是用在特定群体的身上。刘进是“罪魁祸首”，袁爱俊“坏透了”，叶维丽是“坏的典型”。“说这些人悔改，还为时过早。她们这辈子会不会悔改，还要观察。”
他分得清宋彬彬的责任。“她没有参与打人，但她是一伙儿的。”
王晶垚把家里当成妻子的纪念馆。书房高大的玻璃门书架上，摆着一张卞仲耘的像。多少年了，她一直在那里微笑着，注视着丈夫。他晚上就睡在那张床上，同样在她的目光下。
那张床当年曾摆放过她的血衣。每件血衣，他都好好收藏着，几十年从来没沾过水，当年血痕犹在。
不予起诉
在年去拜访他之前，刘进和王晶垚一共见过三次。
第一次是“八五”当天晚上，医院里。刘进记得王晶垚的嚎啕大哭。第二次是年，在卞仲耘的追悼会上，她忘不掉他痛苦和坚定的眼神。第三次是年，在纪念北师大女附中时任副校长、卞仲耘的副手胡志涛——她们同是“八五”那天的难友——去世一周年的座谈会上，王晶垚做了言辞激烈的长篇发言，关于“八五”。“我感觉他一直活在那一天。”刘进评价。
这种意志无疑来自未酬的欲望，一个老人复仇的欲望。
王晶垚至今保留着“组织上”对卞仲耘之死的两份鉴定材料：年12月4日，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出的《对卞仲耘的审查结论》：“卞仲耘担任干部以来忠实地执行了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系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年8月5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死。”
年6月3日，中共西城区委发出一纸近千字的《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卞仲耘同志立场坚定，敌我分明。对党和群众始终坚持正确态度，表现了自我牺牲精神。对别有用心分子的破坏活动，及时进行了揭发和斗争，坚贞不屈。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纵容、支持坏人，疯狂摧残党的老干部，卞仲耘同志横遭诬陷迫害、非刑毒打，不幸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壮烈牺牲。”
之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卞仲耘举行了追悼会，她的骨灰被安放在革命烈士纪念堂。给了元补偿。“文革”的百万死难者，有卞仲耘这种待遇的人不多。
妻子之死被归结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林彪、“四人帮”，王晶垚不满意。
从年到年，他连续告了12年。
状告的对象是一个名叫袁淑娥的女人。年11月27日，她被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八个月后因病取保。王晶垚把她视为害死卞仲耘的首要凶手。
袁淑娥是女附中一位教师的前妻。离婚后，她要求作为学校负责人的卞仲耘每月从她前夫的工资里扣除一部分交给她，被拒绝，就此生恨，连续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写信诬告卞仲耘。
年6月21日，正当卞仲耘被团中央下派的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批斗时，她带着老人、孩子冲上台连哭带喊，掏出一张剪裁的照片，指责卞仲耘有“生活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学生们的情绪被点燃，冲上来殴打卞仲耘，工作组根本控制不住局势。这次殴打，是“八五”的预演。
“被告人袁淑娥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构成诽谤罪。”西城区检察院年的一份法律文书称。
这份法律文书，却是一份《不起诉决定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袁淑娥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
“我又在、、年先后向西城区委、北京市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同志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易辰同志提出申诉。胡启立同志曾批示市委进行复查。杨易辰同志也曾表示甚为愤慨。”王晶垚最后的努力是：年，他请求全国第一位律师出身的人大代表王工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第号建议，重审此案。
当年年底，最高检察院回复：“袁淑娥年—年5月期间向有关方面控告卞仲耘同志的内容，不是捏造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追诉的犯罪事实的问题，不具备《刑法》第条规定的诬告、陷害罪的构成要件……不符合中央关于处理文革期间遗留问题的政策规定精神。”
实际上，王晶垚已经先进行了一次“宜粗不宜细”的选择。
他只起诉了袁淑娥一人，而没有同时起诉另外两名诬陷卞仲耘“假党员、真右派”、“要搞‘兵变’”，导致学生在批斗会上情绪激动殴打她的女附中同事。“他们也是被蒙蔽的”。
同时，他从来没有要求追究那些揪斗、殴打、虐待卞仲耘，直接导致她死亡的女学生。
王晶垚从未通过法律追究那些打人的女学生，“她们都是被唆使的”，却对宋彬彬的责任有明晰的判断：“她没有参与打人，但她是一伙儿的。”但打死校长的究竟是哪些人？至今，了解情况的人总是三缄其口，都怕捅破那层窗户纸。（贺延光/图）凶手到底是谁？
到底谁是殴打卞仲耘的凶手？谁发起了那次致她死亡的揪斗？
暴行发生在光天化日下，有众多目击者。要弄清这个问题，人证无疑是不缺乏的。
然而，刘进牵头的调查进行了八年，总访谈人数达到上百人，却没有在调查报告里揭示这个答案。
于是，道歉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她们越道歉，越像在为自己“洗白”。越是大声呼吁勿忘校长之死，越得不到“苦主”的谅解。
用一位“文革”研究者的话讲，这是她们与王晶垚关系的一个死结：你总说你不是凶手，那凶手到底是谁？
早在年，女附中前任学生会主席王南芬就对“八五”进行过调查。她同样没有公布那些学生的姓名，但结论与刘进是一致的：高一（3）班发起了这次揪斗，高一和初二的一些学生在殴打卞仲耘时表现突出。
这一信息的流出首先在几个人内部引起一阵争吵。刘进不同意公布，想要“等她们自己站出来”；但冯敬兰和叶维丽强烈坚持，起码要有最低限度的公布。“我们必须对她们有谴责。不能黑锅宋彬彬背上，你们就可以躲在生活里，好好过自己的日子，那不行。”冯敬兰说。
最早描写揪斗发生场面的，是王友琴那篇写于年的《女性的野蛮》：“……一天（年8月5日）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王友琴正是高一（3）班的学生。
刘进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她访谈的另外几位该班学生都证实了这一场景。
校长死的当天夜里，刘进和宋彬彬去找北京市委汇报此事。在第二天北京市委的《每日快报》中记载了她们汇报的内容：“8月5日下午，高一三班和其他班一些干部子弟，斗争党组织书记卞仲耘等5名有问题的领导干部，5人被学生殴打，有的学生还用缠铁丝的木棒打，卞仲耘受伤较重，送医院抢救无效已死。”
高一（3）班是个很普通的班。它并不是一个处于学校权力核心的班级，没有任何一人进入刘进担任主席的“学生代表会”。可就是这样一个班级，那一天却成为暴行的发动机。
“分崩离析”，原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如此形容这个班的同学关系。她也是这个班的学生，“八五”那天没在学校。第二天她回来，发现班里的气氛出奇地冷漠。
杨团在女附中就读6年，换过两次班级，感情很深。多年来，她参加过多次返校日一类的校友活动。别的班级来的人都很多，唯独高一（3）班从来见不到几个人。毕业之后，这个班级没有办过任何方式的校友聚会活动。大家就此各奔东西。
一个相关数据是：在实验中学的校友录网页上，高一（3）班56人，只有包括杨团在内的5个人登录过班级校友录。而刘进宋彬彬所在的高三（3）班42人全部登录过。
“八五”当天，一起遭受殴打的还有副校长胡志涛等另外四位校领导。胡志涛称之为“群众运动的偏差”。年1月12日的道歉会上，胡志涛的女儿受邀到场。她在接受刘进访谈时回忆：自己多次问过母亲，为什么不要求追究那些学生的责任？母亲回答：学生们毕竟还是孩子。“文革”这么大的事，组织上要负责任。
胡志涛的儿子回忆，年代初期，追查文革“三种人”时，公安局曾经找到胡志涛调查。胡志涛问：你们能保证追究到我说的每一个人吗？如果不能保证，我就不说。
“他对我说，实际上公安局已经锁定了具体人。但他母亲担心如果追究起来会有替罪羊顶罪。”年与刘自立一起调查“八五”的徐晓对南周记者回忆。她当时对此话的理解是，“文革”以后，有些学生的父亲已经身居高位了。这时候，如果追究责任，就很容易抓两个平民出身的子弟当替罪羊。
“我总说：女附中最大的失败，就是居然没有一个人说出打死校长的那些人是谁。”王冀豫评论。他妻子也毕业于女中。一提到卞仲耘，他就变得激愤起来。
胡志涛的儿子悲愤地问王冀豫：为什么我妈妈到死都不说出那些打她的学生是谁？他说：“因为你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谁有权力公布凶手的姓名？这是一个纠结的问题。
“你不是公权力，仅仅是一次民间调查，可信度有多大？”李红云从她本人的专业角度评价，“更何况，你的调查能做到公正客观吗？这应该是司法机关来调查的事。刘进作为当事人，都应该回避调查。可她却成了调查的发起者。”
“参与打死校长的到底是哪些人？现在事实其实是基本清楚的。何况当时并不是只有个别人在现场，但谁都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历史学者米鹤都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第一可能是怕得罪人；第二主要当事人当年尚未成年，公布是否合适，史学研究中没有定论；第三，谁有权利来公布这个名单？是不是要等这些人自己站出来？女附中的调查团队意见也不统一。”
于是，那些动手施暴的少女们，只能以匿名的形象，在女附中的校友们中间口口相传。
一个动手殴打校长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像《苦菜花》里的赵星梅；几年后她也成了批斗对象，精神崩溃，疯了。另一个人的知名度更高，因为她的腿有残疾，“文革”前就是女附中“身残志坚”的典型。很多人都认识她，也记得她在“八五”那天去木工房取殴打卞仲耘的棍子，拿着棍子一拐一拐跑出来的模样。
一个女孩按着卞仲耘的头，逼她喝涮拖布的脏水。后来校友们为卞仲耘塑像时，她也捐了款。一个参与殴打的女孩是一位副部长的女儿，她母亲在“文革”中自杀。她还写大字报批判母亲“畏罪自杀”。几十年后她从美国回来参加同学会，提到母亲，泪流满面。但一提到“八五”就变得特别无辜：我打过校领导？你看，我这样的人能干出那种事吗？
不是所有的人都活在那一天
印红标对“八五”最初的记忆是：那天，他正在一家剧场里看“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标语，出来发现自行车的车胎被晒爆了。
“那天特别热，也就一个小时。”他想不到，日后自己会当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国内知名的“文革”研究者。对“八五”和“八一八”，他是原始数据的发掘者。
年，他在北京市档案馆发现了一叠档案，被放在禁止浏览的“文革”档案之外，心头狂喜，摘抄了一个星期。目前海内外“文革”研究者普遍使用的一个数据：年8、9两个月，北京市共打死人的数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这人绝大多数在农村。卞仲耘那样的教育工作者是极少数。“八五”当天被打死的除了她，还有北京市工业学校的一位会计。大规模杀人是8月19日之后的“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要这些“黑五类”交出“变天账、电台、武器”时，产生的群殴杀人行为。《人民日报》等媒体起了巨大的号召和鼓励作用。
另一些数字表明了杀戮的发展过程。“八一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后，并未马上出现暴力杀人的高峰期。从8月26日，死亡人数开始快速攀升，由每天十几人上升至六十余人。8月28日，海淀区一天打死和自杀68人，朝阳区的数字是近70人。从8月27日到9月1日，北京市大兴县有组织地杀死“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公安系统会议上公开讲：“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直到9月上旬，中共中央连续发文、派人制止，死亡人数才有所下降。
杀人高峰出现的缘由，无疑是年8月25日的“榄杆市事件”。
榄杆市位于北京市崇文区。那一天，这条街上一个名叫李文波的老人用刀砍伤了殴打、侮辱他和老伴的女红卫兵，当即被活活打死。此事被看做“阶级报复”，引发了大规模的杀人行为。红卫兵称之为“榄杆市前洒碧血”。
年代，印红标访问了这一事件中的当事人——当年被砍伤的女红卫兵，医院的当地一个老太太。她吞吞吐吐的，仅仅承认有此事。“我们只是拿棍子捅捅他们……”因为她被砍伤，那一条街的“黑五类”基本都被杀光。这一辈子，她内心的黑暗与负担可想而知。
“八五是一个很残酷的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比前一个加深一步。”印红标分析：那天晚间，医院急救，医院一看是“黑帮”，迟迟不予抢救。如果抢救及时，或许还有希望。这样的“如果”很多：如果刘进、宋彬彬能坚决制止揪斗时的殴打，如果工作组6月份召开批斗会时能控制好场面，不出现“偏差”；如果……“她都不会死”。
“批斗会跟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有关系，实际可以追溯到民间的宗族私刑。”杨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少女们的暴力基因，与她们受到的教育也有直接关系。
到年代中期，从学校教育，到社会风气，提倡的都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一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般残酷无情”。
甚至被殴打、被侮辱、被杀死的教育工作者们，本身也是这种教育的一部分。卞仲耘常对学生们使用的称呼是“你们是直接接班人”。在罗治年5月12日的日记里，记载了她在全校做的《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卞校长指出，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关系着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是我们党当前第一大事，每一个人都要积极、主动、自觉地参加这场革命，捍卫党中央、毛主席。这场斗争是看每个人是不是突出政治的试金石。她还对运动的要求、方法和学习文件做了具体说明。”
像罗治的笔记这样，保存几十年的历史档案是极少数，大部分记忆都埋藏在当事者的大脑中，被逐渐淡忘。何况很多人的记忆都有意无意地选择了遗忘。
一名省委书记的女儿当年是最积极批斗王本中的学生。她在窝头里掺上砂子，上面插上一面小白旗给他吃。几十年后，她说自己“完全记不起那些事了”。
结束近40年的“文革”，仍然制造着社会撕裂。哪怕仅仅是一个态度问题。一部分校友主张“‘文革’都过去了，不要再追究了”。此言一出，杨团一律与之划清界限，敬而远之。为卞仲耘铜像募捐时，她连找了七八个同一年级的校友，没有一个捐款。
不少受难者本身也选择了遗忘。年代，原女附中教师刘秀莹参加过北京市委组织的命案调查，调查到一多半，忽然“上头”来了命令，让把所有的案卷都封好上交。
她从案卷中看到一个细节：二龙路中学女教师张放在“文革”中被打死，调查组给了她的女儿一份案卷。女儿却把案卷烧了。因为她还有一个弟弟已经成年，怕弟弟看到案卷中惨不忍睹的记载，去为母亲复仇。那样，难免负起刑事责任。
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王晶垚一样，“活在那一天”。
“如果有一天，你又见到了卞校长，会对她说什么？”在采访的最后，南方周末记者问他。
老人反应极快，一字一句：“我，没有忘记历史。”
那一段历史的难言之隐并不仅仅是“卞仲耘之死”应当由谁来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还因为在文革后，当许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大学生红卫兵领袖走进大牢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学生红卫兵领袖为年夏天的那场屠杀承担任何“不可推卸的责任”。多个生命被“宜粗不宜细”掉了，或者如北京师大女附中另一个红卫兵领袖在宣布卞仲耘死亡一事时说的那样：死了就死了。
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卞仲耘同志，女，安徽无为人。生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十九日，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文化程度大学毕业。一九三八年春参加革命，一九四一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教行政一级。
卞仲耘同志从小学开始接受党的教育，一九三八年春在长沙参加革命。同年秋，在汉口参加战地服务团，到大别山区国民党军队中做我党的地下工作。在皖南事变后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在陕西城固参加地下党。从一九四〇年春至一九四五年秋，先后在陕西城固西北大学，四川成都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学运工作。卞仲耘同志在艰苦的地下斗争中，坚定不移，对党忠诚，为我党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做出了贡献。
一九四五年冬至一九四九年春，卞仲耘同志在晋冀鲁豫边区和华北解放区，先后在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人民日报》编辑部、新华社陕北广播电台编辑部任助理编辑、编辑。她工作勤勤恳恳，认真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卞仲耘同志早年在安徽无为和四川成都，曾先后担任过小学和中学教员。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调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历任教员、教导员、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前任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在师大女附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十七年间，卞仲耘同志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注意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她爱校如家，关心教师，热爱学生；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经常带病坚持工作，作风朴实，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坚持党的原则，按政策办事；敢于对资产阶级的丑恶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十七年来，卞仲耘同志为办好师大女附中这所重点中学，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作出了贡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卞仲耘同志立场坚定，敌我分明。对党和群众始终坚持正确态度，表现了自我牺牲精神。对别有用心分子的破坏活动，及时进行了揭发和斗争，坚贞不屈。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纵容、支持坏人，疯狂摧残党的老干部，卞仲耘同志横遭诬陷迫害、非刑毒打，不幸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壮烈牺牲。
卞仲耘同志历史清白，参加革命二十八年来，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区战争、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斗争的考验。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好干部。卞仲耘同志的牺牲，是我党教育事业的一个损失。
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
来源：南方周末、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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