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性报道开掘真相的两条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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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性报道并不是一个很严谨的概念，因为几乎所有好的报道都需要经过调查。然而，现在，无论业界还是学界，调查性报道都被当作一种特殊的报道形式，来概括某一类具有共同特点的报道。但在我看来，这类报道冠以“深度调查性报道”之名更为贴切。

此类报道，要挖掘的信息经常是被刻意隐瞒、遮蔽的信息，这就要求记者付出比日常报道多得多的努力，才能把潜藏于公众视野之外的真相揭露出来。这种努力既体现在勇气、韧性及想象力上，也体现在不断创新的采访手段和思路上。

有没有挖掘出核心事实，是此类报道成功与否的标志。表面的、边缘的甚至外围的信息都不足以支撑此类报道，记者的努力应体现在对事实内核的不断掘进过程中。但这个领域竞争也很激烈，独家性依然重要，没有独家内容的深度调查性报道，只能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第一个用花来形容女人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是蠢才”。

因此，作为这个领域的记者，只有全力以赴，才会有所创造。在我的报道历程中，谈不上有什么创造，但有一些操作理念让我受益匪浅，在此拿出来跟大家交流。

对于深度调查性报道的线索来说，来源大致可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两类。被动型往往意味着有人爆料，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提供线索的人就是掌握或接近核心事实的人，他们向媒体爆料，正是为了寻求媒体的救济或者揭开捂着的盖子，因此，他们往往能对报道起到关键作用。

但也有一部分爆料人，虽掌握情况，却出于自身安全等因素的考虑，不愿意暴露身份，只是抛出来一个线索，让记者们循之而去，自己却藏匿得很深。

主动型线索，大多只有模糊的核心及不那么明确的边缘，核心采访对象及核心事实都需要记者主动出击。

当然，在深度调查性报道中，一个靠谱的“深喉”都是记者们所期待的，但“深喉”并不总是存在。在接到选题时“两眼一抹黑”，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开展调查呢？

寻找“敌人的敌人”，这是我经常用到的一招。因为他们往往就是你最重要的采访对象。

湖南省纪委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查案，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依靠被查对象的“敌人”查出来的。这些“敌人”，一直紧盯着被查对象，手里经常有绝佳的证据或线索。

他说，纪委办案也跟你们记者一样，去调查之前也没什么了解，没什么头绪，我们跟你们一样也是时间紧任务急，这个时候，我们经常会找跟被查对象有矛盾的人，他们常常成为了突破口。

对于我而言，当找不到核心采访对象时，了解采访对象跟谁闹过矛盾成了重要功课。这样的操作手法，效果最佳的一次，是在采写省武安市教育局原局长冯云生突击办调令一稿中。

年9月，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主编吴湘韩在网上看到《最牛教育局长惊现武安，退居二线前一天一夜签署调令多》的帖子，当即决定操作这个选题，派我和同事来扬一同前往。

此事件找不到爆料人，只能靠自己努力。为避免打草惊蛇，我们在一个周末悄悄潜伏到武安市，开展外围调查。

网上的爆料很简单，只是说当武安市教育局局长冯云生得知自己要退居二线了，在免除职务前一天，招集人事科和财务科人员加班加点签署调令，将多名农村教师调入城市。这是一场权钱交易，调入1人敛财数万。

此前，新快报做了报道，但由于没有进行实地调查，报道主体是由网帖构成，因此，此报道在当地几乎没有引起反响，却使当地知情者的口风更紧了。

此事件的核心事实在于，第一，冯云生是否行使了已经不属于他的权力；第二，行权过程中是否存在权钱交易。

已经成功办理调令的老师不太可能说出实情，由于操作得较保密，外围人士又不太可能掌握内情。切入口只有放在寻找“敌人的敌人”上。

我们先在当地找了一些教育界人士，了解当地教育系统的种种怪现状，并着重要求他们介绍了当地教育系统人事之间的微妙关系。

根据这些信息，我们联系多位被认为在当地教育系统内跟冯云生有过龃龉的人士，但是，这些人要不离核心事实太远，要不对我们怀有警惕，都没什么帮助，甚至还有人向教育局通风报信。

前期的阻滞让人沮丧，但我明白，要能找到突破口，只有坚持这一采访思路。持续努力下，终于，我们又打听到教育局内部有人跟冯云生闹过矛盾，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拨通了此人的电话。他犹豫了一会，终于同意见面深谈。

在一家偏僻的洗车店，此人第一句话就让我们一震：“如果我拿出证据来，肯定能把冯云生送进去！”

事实果真如此，此人不仅亲自帮人办了调令，还在此前向冯云生多次行贿。他的亲友中，也有在他的陪同下向冯云生行过贿的。他详细讲述了这些情况，并介绍了更多“敌人的敌人”接受我们采访，使核心内情一下子豁然开朗。

年9月16日，中国青年报推出报道《一个教育局长的“职务后”突击》，全面揭露了冯云生利用办农村教师入城的调令之机大肆敛财的事实。该报道被各类媒体广泛转载，并入选了中国青年报年年度最佳报道。

此后，省纪委迅速介入，很快查出此事由冯云生一手操作，其中存在大量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及权钱交易问题。转交省邱县人民检察院调查后，冯云生的贪腐渊薮进一步打开，检方发现，冯还有大量未能查明来源的财产，光通过招商银行转移的金额就高达多万。

在我看来，中国复杂的人际关系生态，尤其是明争暗斗的官场生态，往往蕴含着采访良机，这也是为什么“窝里斗”是中国许多问题得以曝光的重要原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有不当获利方，相应就会有利益受损方，他们构成了矛盾对立的关系。“凡物不平则鸣”，只要在恰当的地方找到的恰当的人，比如“敌人的敌人”，就会如庖丁解牛般让核心事实“然已解，如土委地”。

作为记者而言，既然做非独家报道像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用花来形容女人的人，因此，做独家就成了不可避免的挑战。中国青年报原资深记者殷红也说：“写稿子应该有三独，独家材料，独家视角，独家技法，总有一独你的稿子才可以读，所谓无‘独’不丈夫！”

但在网络时代及媒体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要找到独家的深度调查性题材越来越难。由于现今的报道线索经常来自于网络，而成天盯着网络的媒体人士又不在少数，也许当你看到网帖时，报道已经出来了。

事实上，为了应对网络时代的冲击，媒体也在积极改变新闻呈现形态。从报纸来看，像南方都市报在年创办“网眼”版，就提出很多新闻事件都是源自网络，后来变成媒体盛宴，他们要在“源自”和“后来”之间楔入一种报道样态，其操作手法是，一旦网络上有爆料，即让记者对爆料中的事实进行简单的电话等求证，然后以网帖内容为主体部分撰写报道。类似的版面还有新快报的“热辣网事”等。

这类报道的优势在于反应快，能迅速抢占第一落点，形成轰动效应。缺陷在于反应太快，来不及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往往不能最大程度地开掘真相。

与此同时，电视、广播也在做相应调整，像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国之声”，就是采取连线记者或新闻当事人等方式，最大限度地缩短与新闻发生时的时间差，以争取对当天发生的热点事件的报道权和评论权。

在这些节目中，媒体自己的现场采访已经很难实现了，连线其他媒体的记者、新闻当事人再加上嘉宾评论，成为了主要的呈现形式，作为传统广电媒体，它们也事实性地抢占了第一落点，并获得了领先的评论权。

在此情形下，独家深度调查性报道已经越来越难了，对坚持“用脚采访，用笔还原”这一理念的媒体来说，挑战越来越大。因为往往一个线索刚被发现，它的主干事实很快就被报道过一遍了，再经过电视、广播的传播和评论，事件的评论方向、价值判断也基本成型了，想深度开掘的记者变得非常尴尬。

我在做“出国考察门”事件系列报道时，就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年11月23日，一个题为《晒晒咱们公务员的福利》的帖子出现在了天涯论坛上，帖子里张贴了几十张图片，揭露江西新余和浙江温州两地公务员打着出国考察的旗号出国旅游的事实。当我在27日看到相关内容时，原始帖已经被删除了，只能看到网友转发的帖子。

鉴于该帖所反映的新闻事件意义重大，我决定操作。11月28日，从北京乘飞机赴江西新余采访，结果还在南昌到新余的大巴上，就收到了编辑的短信，说南方都市报的“网眼版”和信息时报“E网天下”当天都报道了此事。

上述总结的媒体反映机制在此事上也得到了反映，当晚，央视的“新闻1+1”栏目主题正是事件。

一切都让人沮丧。到了新余以后，经过调查和采访，我在11月30日才写完报道，11月31日得以刊发。尽管有许多增值的内容，但由于主干事实已经不是独家了，因此该报道反响平平，我觉得十分遗憾。

中青报副总编辑毛浩对我的报道的评价也只有两个字“晚了”，值班编辑辩解说：“在今天，我们做新闻，怎么快也快不过电话采访”，毛浩提醒说，“做附加值”才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他认为，曝光此事件的网友“魑魅魍魉”一直未现身，但公众都关心他的身份、动机和诉求，可以考虑从他着手做报道。

但这样又谈何容易，由于他害怕打击报复，他穿了个马甲在网上发帖，然后迅速隐匿。不过我高度认同毛浩“做附加值”的看法，因此，采取了种种努力，最终功夫没负有心人，成功找到了“魑魅魍魉”，从而做出了一系列极具反响的独家报道。比如对他的报道，全国就有数百家媒体转载。

“魑魅魍魉”还告诉我，他有一份文件，看了以后没觉得有什么价值，因此就没有发到网上去，我让他发过来，仔细审视，结果发现有这样一行字：“客人性质：张家港市长夫人和市政府领导夫人等”，我因此又做了一篇《张家港“8人北美贵宾团”引发质疑》，同样反响很大。

后来，我又继续掘进，挖掘了这两个出国考察团的中介机构“美洲集团”，并且采写了美国西北理工大学等国内考察团定点培训机构的反响，整个“出国考察门”的利益链条都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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