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藩府文人与元代宗教政策及对文学的影

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任红敏在《世界宗教文化》年底4期发表论文《忽必烈藩府文人与元代宗教政策及对文学的影响》，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忽必烈潜邸文人是由来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学源文人所形成的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多族文人群体。姚枢、许衡、窦默等金源文士和精通儒学的汉族侍卫谋士，蒙古侍从文人阔阔、脱脱、秃忽鲁、乃燕、霸突鲁等，以及西域色目谋臣畏兀儿人孟速思、廉希宪，女真人赵良弼等；还有一些道士、僧人等方外人士，有禅宗僧人印简大师海云、子聪（后赐名刘秉忠）、至温，太一道大师萧辅道等人。这是一个有着多种文化、多种学术观念与宗教信仰并存与融合的群体，除蒙古族原有的萨满教以外，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袄教，都被兼收并蓄，呈现出多元一体性的特征和深远的包容性。由于忽必烈幕府的特殊政治地位，决定了元代宗教政策的宽容和含弘性，也决定了元代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密切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忽必烈藩府文人多元化的宗教信仰与元代宗教政策的形成

忽必烈藩府是由忽必烈为首的蒙古族及多民族文人组成，也决定了他们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征。

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开始，采取宽容的宗教政策，宗教信仰即为多元。萨满教作为蒙古族狩猎文化与游牧文化产物的最古老的宗教信仰，其“天命论”早已与黄金家族正统观有机地溶为一体，以共同的祖先神话和超凡出身为成吉思汗权力的合法性辩护，以宗教信仰来凝聚族群。蒙古人崛起于朔漠，萨满教是蒙古民族代代传承下来的最古老的宗教信仰，认为万物有灵，以自然崇拜、天神崇拜、祖先崇拜、鬼魂崇拜为主要内容，敬仰至高无上、永恒不灭的“长生天”，崇拜“天神”（腾格里）、“地神”（纳亦该）和“灵魂偶像”（翁衮）等。蒙古族认为他们的先祖是奉天命而生，他们的事业是“托着长生天底气力”才成功的，因而，成吉思汗不仅依靠武力来凝聚蒙古民族，而且十分注重利用宗教做为其统治的精神支柱，充分利用蒙古族敬天奉神的诚笃性来组织蒙古民众。比如年，成吉思汗打败了曾和他结拜的札答阑部落首领札木合，由于札木合曾是盟友，让札木合“不出血而死”，按照萨满教的观念如此能保留他的灵魂在血液里，既惩治了仇敌，又弘扬了天恩，确实符合蒙古民众的圣明之君标准。波斯史学家志费尼曾这样描述成吉思汗：“他一面以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徒和偶像教徒。他的子孙中，好些已各按其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有信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教的。”成吉思汗是一个没有宗教偏见的领袖，为了进行军事扩张和维护其政治统治，他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并下令尊重一切宗教，不得干预任何教派之自由，并且优待所有宗教，免征其租税与差役。这一宗教政策的实施，不仅减少了被征服地区具有不同信仰的民族首领和百姓的对立和反抗，而且还能在各民族各种宗教人士和信徒中礼贤下士、招纳人才，如契丹族佛教居士耶律楚材，畏兀儿景教徒塔塔统阿，西域穆斯林人物牙剌洼赤和马思忽惕父子，全真教领袖长春真人丘处机等。成吉思汗之后，窝阔台汗、贵由汗和蒙哥汗等，仍然如其父祖一样信服“长生天”的神力而且终身不渝，据《黑鞑事略》载：“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识著。无一事不归之于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为了进行军事扩张，也为了维护领土广阔、民族复杂、文化参差的蒙古汗国的统治，他们继续执行成吉思汗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对各宗教之人待遇平等，利用宗教为其统治服务。窝阔台汗、蒙哥汗等依然遵循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对各种宗教同等待遇，无所偏袒。蒙哥汗曾参用佛教中“镜面王缘”典故，对法国教士鲁布鲁克说：“如同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途径”阐明蒙古统治者一视同仁的宗教立场，只要能为国家政权提供服务即可，也说明了蒙古高层统治者已经超越民族界限。不过，在所有宗教中，蒙哥汗最尊崇的是佛教，只因佛教的利用价值已明显地高于道教，蒙古统治者的宗教政策，也由重视道教逐渐倾向于佛教，在哈喇和林，佛、道两教举行了两次辩论，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支持，自然是佛教占了上风。

忽必烈汗作为元王朝的第一代帝王，在宗教政策上和历代蒙古汗王一样，承继了成吉思汗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萨满教以“长生天”为主宰而众神并存的多层次神灵结构，这一宗教信仰已经渗透到民族心理并积淀于蒙古民族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在蒙古贵族还是平民的宗教信仰观念中，处于正统地位，仍然有一定的利用价值，为思想上巩固成吉思汗“天之家族”的神圣性，对长生天的信仰贯穿了元朝始终，且进一步沉淀并进入民间宗教，萨满仪式见于岁时信仰和习俗，据《元史》载：“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这说明元统治者对“长生天”信仰从漠北带到元朝廷且礼仪隆重，每岁必祭。除萨满教外，蒙古族在历史上还信仰过景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虽然忽必烈对佛教的特别尊崇，信仰喇嘛教，并且将佛教定为国教，不过，为了国家政治的需要考虑，他的宗教观在追功求利上是和几代蒙古汗王一致的，还选择了有利于其国家政权的世界性宗教，如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曾说：“人类各阶级敬仰和崇拜四个大先知。基督教徒，把耶酥作为他们的神；撒拉逊人，把穆罕默德看成他们的神；犹太人，把摩西当成他们的神；而佛教徒，则把释迦牟尼当作他们的偶像中最为杰出的神来崇拜。我对四大先知都表示敬仰，恳求他们中间真正在天上的一个尊者给我帮助。”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亦或佛教，只要对他的统治有利，他都给予尊重和敬仰，他信任各宗教中有学识有才干的人，并多次下令禁止在军队中发生宗教歧视，元政府还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修筑庙宇殿堂、译写经典、供养大量僧侣等。

忽必烈藩府中阔阔、脱脱、秃忽鲁、乃燕、霸突鲁等侍从文人都是蒙古人，他们和忽必烈一样，秉承了草原民族质朴无华、讲求实利的特点，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各种宗教。

西域色目文人侍从畏兀儿人的孟速思、廉希宪等人，他们的祖先回鹘是我国西北地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古老民族之一，最早和蒙古族一样，也是信奉萨满教，又接受了摩尼教、祆教、景教、佛教和中原道教，后伊斯兰教（元代的伊斯兰教徒又称“回回”、“达失蛮”等）逐步流行。元代伊斯兰教很兴盛，《明史》形容为“回回之人遍天下”，正是因为众多的色目人信仰伊斯兰教的缘故。元代景教也是由蒙古人和色目人带到了中原，信教者除蒙古人以外，皆为色目人。元代，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都得到了传播和极大的发展。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正式形成于东汉中后期。道教融合了远古信仰、神仙方术、黄老学说等各种元素，到了宋金元时期，中国南北方道教利用各种有利因素都获得巨大的发展，北方道教主要有：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其中以全真教最盛，全真道凭借丘处机与蒙古上层贵族的特殊关系，从而把全真教推向了鼎盛，在北方发展迅速，拥有道徒三十万之众，广建宫观道场，并融合其他道教派别，在元代达到鼎盛，成为道教第一大派。忽必烈藩府重要谋臣刘秉忠曾深受全真道教影响，刘秉忠避世隐居于武安山之时，与全真教道士相处过一段日子。全真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刘秉忠的生活和思想，他宅心物外，淡泊于名利，在武安山读书隐居时，草衣木食，后来又自号藏春散人，他的文集名为《藏春集》。全真道教和元统治阶层的联系一直未曾中断。

太一道的四代祖“中和”真人萧辅道（-），字公弼，号东瀛子，在金源士大夫文人当中才识学问有口皆碑，有极高声望。萧辅道为了太一道的发展和传播，为了取得蒙古政权的认可，主动适应时势的变化，于贵由汗元年（），蒙哥汗二年（），两次入侍忽必烈藩府，赢得了忽必烈家族的信任和支持，从而确立定了太一道与元室的关系。由于得到元王朝的扶植和崇奉，在元朝取得比金代更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忽必烈统治时期，进入太一道发展的全盛时期。

禅宗僧人印简大师海云是忽必烈较早延入藩邸的方外人士，也是最先与蒙古族统治者建立联系的是汉地佛教禅宗僧人。印简（-），号海云，中原汉地著名的禅宗僧人。印简大师早在成吉思汗之时就曾随其师中观沼禅师到漠北弘法，被成吉思汗尊称为小长老。乃马真后元年（），忽必烈特意邀请印简大师赴漠北，问佛法大意。印简此次到漠北不仅成功宣扬了安天下之法，而且赢得了拖雷家族的尊崇和信任。印简返回燕京之时，忽必烈以珠袄金锦无缝天衣等奉以师礼。自此之后，海云一直被推为天下禅门之首。蒙哥汗二年（）夏，印简大师被蒙哥汗授以银章，领天下宗教事。

还有一位佛门重要人物就是忽必烈藩府重要谋臣之一刘秉忠。刘秉忠于23岁皈依佛门，法号子聪，27岁时随其师印简海云觐见忽必烈，便留在了忽必烈藩府，成为忽必烈的心腹幕僚。刘秉忠一直是以“聪书记”的僧人身份为忽必烈谋划军政机要，长达二十多年，直到至元元年（），刘秉忠才依照元世祖忽必烈之命还俗，复刘姓，赐名秉忠，授光禄大夫，位太保，与中书省事。刘秉忠事功卓著，虽没有隐居林泉之间，而是奔忙于红尘之世，却并非是为一己之显达而汲汲于富贵与浮名，是一位寡欲清廉的治世能臣，平生不以功名富贵为念，保持人之本真，一直是“斋居蔬食，终日淡然”（《元史·刘秉忠传》）。

除印简、子聪之外，还有一个邢州籍禅宗僧人至温，由僧子聪（刘秉忠）推荐入仕忽必烈藩府。至温聪敏异常，博学多识，才气过人，“戊午之岁，作大龙光华严寺，寺于城东北隅，温公主之。”（虞集《佛国普安大禅师塔铭》）从年开始，至温任开平城大龙光华严寺第一任主持。海云和子聪等僧人，以儒家思想溶入禅理，通过佛法而灌输给蒙古统治者，让他们了解如何以汉法治国，如何安民，从而起到教化功能。

忽必烈对佛教很是尊崇，一是出于对佛教法力的敬畏，二是出于对佛教治世功效的心悦诚服，忽必烈深知宗教以其特殊的手段而佐助帝王的道理。他信奉藏传佛教——喇嘛教，完全是由于他对喇嘛教的理解，主要得力于忽必烈藩邸谋臣中的藏传佛教大师八思巴。八思巴（-），本名洛珠坚赞，是萨迦五祖中第五祖，他的伯父是萨迦班智达。据《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载：“帝师八思巴者，……岁癸丑，年十有五，谒世祖于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礼。”八思巴十五岁时，于蒙哥汗三年（）年，留在了忽必烈潜邸。之后，八思巴一直追随忽必烈，而且与忽必烈家族的关系日益增进。八思巴学识渊博、才华超群、精通咒语，善讲经义，并以其卓越的才华和学识赢得了忽必烈的认可，他先后为忽必烈与王后及其子女进行了密宗灌顶，从而确定了与忽必烈的师徒关系，并给他们讲经说法。如此以来，八思巴巧妙地将忽必烈一家与藏传佛教联系在一起，建立了元代皇室和萨迦派及款氏家族的紧密联系，也奠定了元代帝师制度。年忽必烈即位后马上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据《元史·世祖本纪》载：忽必烈“以梵僧八合思八为帝师，授以玉印，统释教。”正式被尊为元朝帝师。八思巴多次受册封，为“国师”、“帝师”、“大宝法王”等，同时，忽必烈把西藏地方的政权交给他，据《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载：“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由八思巴主持全国宗教事务的宣政院，元代在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蒙古统治者通过喇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等人同吐蕃诸部取得了联系，并促成了西藏归顺。这种宗教和王权之间的依附和利用的关系，王权之下的教权与政权的合一，既充分肯定了宗教的地位，用以辅弼政治，又达到治理西藏的政治目的。藏传佛教以喇嘛教的形式得以复兴，喇嘛教因与萨满教在教义、仪式上有相似之处，较为符合蒙古贵族传统的宗教心理，容易赢得蒙古族的接受和崇信。由于八思巴和忽必烈的特殊关系，喇嘛教身价、地位得以提高，各种门派在元代盛行于一时，萨迦派则处于统摄地位。在元代，帝师是很受礼遇和尊崇的，“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则中书大臣驰驿累百骑以往，所过供亿送迎。比至京师，则敕大府假法驾半仗，以为前导，诏省、台、院官以及百司庶府，并服银鼠质孙。用每岁二月八日迎佛，威仪往迓，且命礼部尚书、郎中专督迎接。及其卒而归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饯。”元代是藏传佛教的鼎盛时期，自忽必烈起，终元一代，授封为“帝师”的喇嘛僧有14人之多。从萨都刺诗中：“院院翻经有咒僧，垂帘白昼点酥灯。上京六月凉如水，酒渴天厨更赐冰。”（《上京杂咏》其五）也可见元代吐蕃佛教信徒之众、规模之大。

在忽必烈尊崇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同时，汉地佛教也同样受到重视，对寺庙的财产专门下旨加以庇护：“凡属寺院田地、水土、园林、碾磨、铺、解典库、浴堂、人口头匹等物，不拣是谁，休倚气力夺要者，休谩味欺负者，休推事故取问要东西者。”（《一三〇五年长清灵岩寺令旨碑》）佛教在政治、经济上拥有很大的实力。元代佛教的影响几乎遍及大江南北，全国拥有寺院四万余所，僧尼达二十多万人。

从藩府文人诸教并行多元宗教文化共存的现象可以看到他们对各种宗教的包容以及对宗教观念的接受和认同，这一点体现了蒙古统治者所奉行的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很恰切的比喻：宗教的花朵盛开在天国，宗教的枝干扎根于尘世。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必然会对政治产生影响，对统治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产生影响。元代的蒙古族统治者，诚笃地信奉宗教，他们的信仰是希望各种神祗能给予他们实实在在的利益，欲借助佛教巩固其统治，“乘法力以畅皇威，宣天休以隆国势”（黄溍《杭州路凤凰山禅宗大报国寺记》），因而，他们一视同仁各种宗教，目的是“告天祝寿”、“告天祈福”的功用。只要各教拥戴大元帝国，为元廷祈灵致福，维护大汗的统治，保佑皇上万寿无疆，保佑大元朝国富民安即可。元代在大的佛寺、道观、教堂和清真寺，往往立有这种字样碑文：“……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基督教士）、先生（道士）、达识蛮（伊斯兰教士）每，不拣甚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所有的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四教教徒，职务是为皇帝进行祝祷，不当任何差发。“在中国文化史上元代宗教是颇有特色的，其最大特色便是多元性和开放性，这与蒙古统治的辽阔版图及其迫切需要的文明滋养是分不开的。蒙古诸部原本信奉原始的萨满教，但其在权力扩张的过程中很快学会了接容与纳取。在其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下，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这种多元与开放有时令人想到唐代，但与唐代不同的是其铁骑与商业的色彩更浓。这是由很大的历史跨越造成的，当蒙古由蒙昧的部落逐渐形成强大的帝国时，其原始的血性与发达的文化结合势必构成一道奇观，而宗教便在其中成为一个独具魅力的角色。”蒙古统治者虽然有对宗教的虔敬之情，但更多的是出于功利的考虑。在一个比较开放、宽容的文化环境内，除蒙古族原有的萨满教以外，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祅教等各种宗教都被兼收并蓄，外来宗教较多，这也形成了元代社会中的各宗教间彼此融合，繁荣共处的局面，超越历代，因此造就了元代开放多元的宗教景观。白寿彝先生指出：“从民族发展上看，宋元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元代享国不足百年，疆域辽阔、军事强大、政治统一，是各种民族宗教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多种宗教共存并行，也给元代文学、艺术、哲学、语言文字，乃至医学、印刷术、天文、历法和社会生活等均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而宗教与文学的深刻联系也是历来文学研究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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