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顾命大臣团队之结局上又一
序：顾命一词来自《尚书·顾命》篇。《尚书·周书》是一篇周初重要文献,记载周成王病重召见几位大臣,顾命他们辅佐其儿子康王嗣位的过程。是对成王驾崩、康王即位时,宗庙内兵卫陈设的记述。
中国历史上从秦朝的赵高开始，一直有“顾命大臣”摄政一说。摄政，是指代替皇帝掌管朝政的人，他（她）可能是太后、皇后，也可能是摄政王、外戚权臣、辅政大臣，其权势应在当朝皇帝之上，甚至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能被选中做“顾命大臣”的人，才能、品德一般都是文官中的翘楚，再加上没有裙带关系做后台，他们一般都比较小心谨慎，整体表现远强于外戚。
顾命大臣，是皇帝死后,继承皇位的皇帝年幼不足以听政，故在先皇临死前，托付给心腹大臣来辅佐下一位皇帝。因皇帝年幼若仅托付于一人，又恐其扰乱朝纲,为所欲为。一般都有多个顾命大臣来辅佐，借以相互监督。
年幼的皇帝在18岁前是不可直接理政的，女性在理论上也是被排除在政权范围内的，这时需要有几位成年男性来处理政务，人选一般是由前朝皇帝生前指定，取得权利上的合法性，职责是理政，当然名誉上是帮助年幼皇帝理政，等到皇帝18岁后就要还政，又称为归政。
顾命大臣代替皇帝执掌朝政，在朝中权高势大、说一不二，甚而能决定皇帝的废立。然而，“无限风光在险峰”，风光与风险往往是相伴相生的。透过“顾命大臣”的表面风光，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个险活儿，甚至是个玩命的活儿。在君主世袭的社会下，国君早逝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可从来没有国君愿意将自己的天下传给外人，而是义无反顾的送给了自己的儿子，无论这小孩有多小。看看东汉的情况吧，从汉明帝刘庄以后，就没有那个即位的君主是成年的了，甚至是刚出生才一个月就稀里糊涂的登上了别人追求一世都还没有得到的龙椅，于是东汉十个未成年的皇帝拱手让大汉的江山送给了外戚和宦官。为避免这种情况，君王往往在弥留之际设下所谓的顾命大臣来辅政。在君王理想条件下，由可信任的大臣来处理朝政、教导幼君，远比外戚要可靠的多，更别说是为人不齿的宦官了。原因有很多。首先，大臣是有能力的，这点无需赘言；其次，大臣是自己亲手选定的，往往世受皇恩，而现在正是他们报答的时候；再者，辅政大臣不像外戚，有后宫的支持，也不像宦官整日与君主相处，以至监视。有如是三点，辅政大臣的人选不难确定，举几个有名的例子即可以说明了：周成王的周公，刘裕的檀道济、徐羡之、傅亮、谢晦，顺治的索尼、鳌拜、苏克萨哈、额必隆，等等。可是凡是往往事与愿违，辅政大臣真的可以做到君王的设想吗？答案是否定的。受命辅政，辅臣可谓大权独揽，难免趾高气昂。于是，他们很容易使幼主不满、群臣忌恨，自己的处境便显得岌岌可危。试想一下，像周公这样的圣人，都曾经遭到过弹劾、诬陷，他人可以避免吗？更可怕的是如果辅臣有自立为君的野心，那岂不是得到的就是一场政变？譬如曹魏之顾命大臣司马懿扶植自己的两个儿子，攫取了最高权力，改朝换代。像康熙时的鳌拜这样专政的也就没有了好下场了，鳌拜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老死狱中。刘宋的四大辅陈情况稍复杂些，他们是忠臣，但他们废了刘裕托付给他们的少帝，改立文帝，他们绝不会是奸臣，否则他们改立的会是一个年级更小的皇帝，而不是仅比少帝小一岁的文帝。按理说文帝应该感激四大辅臣的恩德，然而文帝看到更多的是四人的权倾朝野，皇帝说废就废，说立就立，自己稍有不当，有朝一日，也会被废。于是四辅臣在政变中三人被杀，最后的檀道济也是枉死。可悲可叹！辅臣的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难以调和。忠心的辅臣兢兢业业，严厉要求教导幼主，也就在幼主心中埋下了不满的种子，张居正忙活半生，得到的是死后凄惨的结局；长孙无忌（少有的外戚辅臣）、褚遂良是大忠臣啊，可高宗为了武则天这个新宠，也就顾不上那些老臣的命运了。更可悲的是咸丰皇帝的八大顾命大臣，没享受几天好日子就给野心勃勃的慈禧和鬼子六给收拾了。想必那些辅臣在先皇临终时接受顾命大臣的任命之时，一定会痛哭流涕、跪在那里齐声喊着：“臣等定当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可他们喊着这句话的时候可曾想到了日后真的身首异处、被杀万次？
.一、中国第一位顾命大臣：周公旦
周公旦，周文王之四子，周武王之弟，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被尊为儒学奠基人，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因周文王在世封他的采邑在周（今陕西宝鸡东北），称为周公。（另一说因其为太傅，系三公之一，故尊称为周公。）
他从小就孝敬父母，诚实忠厚，多才多艺，聪明伶俐，深得文王的喜爱。文王在世的时候，周公和他的哥哥姬发（后来的武王）常在他的左右，帮助处理政务。周武王继位后，周公成为武王的助手。他在周灭商之战中，“常左翼武王，用事居多。”这时候，周公的地位和老臣姜太公相当，都是武王左右最得力的大臣，共同筹划灭商大计，完成文王未完成的大业。武王灭商后，就如何处置殷商奴隶主和上层贵族征求大臣的意见。太公望———姜尚表承：这些人统统杀掉，不留后患。周武王不同意，又找来大臣召公商量。召公说：“有罪的杀，没罪的留下。”武王心里想：举凡有罪者，不分轻重一律杀掉也不行。于是，武王又找来周公。周公说：“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周公这种给降者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深得武王的赞许。
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得到加强，周武王实行了封侯制，即把自己的王室成员、有功之臣封为诸侯来分管各部地区。诸侯可以拥兵。但必须随时听候天子的调遣。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贺，允许诸侯世代相袭，天子对诸侯有赏罚予夺之权。武王把姜太公封在营丘(今山东临淄)，称齐国；封弟弟周公旦在曲阜(今山东曲阜)，称鲁国;封弟弟召公于燕国(今北京一带)，称燕国。周武王把殷纣王的儿子武康安排在商朝的旧地，也是一个诸侯国，让武庚去治理他们。武王想用这种办法，化解商朝旧奴隶主贵族的敌对情绪，保持天下的安定。可是把一块地方交给武庚去统治，也不是很稳妥，于是周武王又把商朝的旧地划分出两块来。让自己的两个弟弟鲜和度去管理，以便就近监视武庚，防止他作乱。鲜的封地被定名为管国，所以历史上就把鲜叫做管叔鲜;度的封地被定名为蔡国。历史上就把度叫做蔡叔度。
分封完毕，诸侯们就分别前往封地了。周公正准备行装，要到鲁地就封，辞行时发现武王神情沮丧，闷闷不乐，急忙问侯，才知道武王不愿让几个心腹重臣离开。他想了一下，也觉得周朝初建，战乱之后百废待兴，确实需要留在武王身边辅佐，于是就留在武王身边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前往鲁国就封。周公、太公望、召公都未亲自就国。东征胜利后，他们回到了宗周（以陕西镐京为中心），由他们的儿子去分别统治鲁、燕和齐。当时周公、召公、太公同心协力辅政，而周公的地位要比召公和太公更高，他作为冢宰，百官都听命于他。武王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姬旦，并且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当面决定。姬旦涕泣不止，不肯接受。周武王于是把年幼的儿子姬诵和军国大事托付了周公；“我子即你子，希望你辅佐他治理天下”。据说，成王即位时年仅十三岁，而另一种说法则是年幼的成王需要在周公的背负下接受诸候和大臣的朝见。
《史记·周本纪》，武王死后，“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
《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以洛邑为中心），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然而受封在东方监视武庚的管叔和蔡叔，对周公摄政很不满意。按照兄弟间排行，管叔行三，周公排四，管叔是兄，周公是弟，不论是继位，还是摄政，管叔都比周公有优先权。所以管叔不服。蔡叔虽然行五，但他的态度支持管叔。他们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想谋害成王，篡夺他的王位。灭商后的第三年，管叔、蔡叔鼓动商朝旧势力的代表、封于豳的武庚禄父一同起来反对周公，发动叛乱。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周公临危不乱。他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他说：“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形势而主持政务，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朝。否则我无颜回报太王、季王、文王。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的。”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第二年举行东征。结果周公东征平定三叔之乱，灭五十国，奠定东南，武庚、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蔡叔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胡品德高尚，为人善良，和他的父亲大不一样。周公听到之后，便提拔他作鲁国卿士。胡把鲁国治理得很好，周公又把他封到新蔡。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周公奉成王之命负责营建洛邑的工作。洛邑建成后，成王亲自来到洛邑王城，大会天下诸侯和四夷君长，并将跟随武庚叛乱的殷遗民迁进成周，以便控制。
周公归而制礼作乐。他惟恐失去天下贤人，洗一次头时，曾多回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吃一顿饭时，亦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的去接待贤士。这就是成语「握发吐哺」典故。周公无微不至地关怀年幼的成王，有一次，成王病得厉害，周公很焦急，就剪了自己的指甲沉到大河里，对河神祈祷说：今成王还不懂事，有什么错都是我的。如果要死，就让我死吧。成王果然病好了。
周公摄政七年后，成王已经长大成人，于是周公归政于成王，自己回到大臣的位子。后来，有人在成王面前进谗言，周公害怕了，就逃到楚地躲避，而不是逃到其子秉政的鲁国。不久，成王翻阅库府中收藏的文书，发现在自己生病时周公的祷辞，为周公忠心为国的品质感动得流下眼泪，立即派人将周公迎回来。周公回周以后，仍忠心为王朝操劳。周公辅佐武王、成王，为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在受成王冤屈以后，仍忠心耿耿，为周王朝的发展呕心沥血，直至逝世，终天下大治。周公临终时要求把他葬在成周，以明不离开成王的意思。成王心怀谦让，把他葬在毕邑，在文王墓的旁边，以示对周公的无比尊重。周公为后世为政者的典范。
周公旦，善终。
二、西周成王留下的顾命团队：召公奭、毕公高
姬公奭，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周公旦之同父异母弟。他曾佐周武王灭商，被封于蓟。但他派大儿子去管理蓟，自己仍留在镐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镐村附近)任职。召公奭是周初活跃时间最长的政治家，历经文武成康四世，周成王时，位列三公，担任太保的职务，他和周公旦把周朝一分为二，陕以东由周公管理，陕西由召公奭管理。他派长子去管理燕国，自己留在镐京（今陕西省长安县），治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传说他曾在一棵甘棠树下办公听讼，后世思其人而敬其树。《诗经·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就是描述这个故事，也留下“甘棠遗爱”的成语典故。
毕公高，姬姓，名高。周文王的庶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克殷，封高于毕。成王时为太史。康王时命其分居里，管理东都成周，安定周郊。成王时，入为天子三公之一，故称毕公。毕公高之“公”并非爵位，而是三公之“公”。
据《史记·周本纪》：“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另据《尚书·顾命》，成王说：“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其意为：唉！我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了，而且日重一日。在这弥留之际，恐怕不能正式安排后嗣之事了。现在我郑重地宣示对你们的训命……周成王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立下顾命诏书的天子。
与其父周成王类似，姬钊在即位前并没显示出过人的能力和资质。为此，周成王自然有些担心他不能继承大业，更怕儿子会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昏君而把祖宗打下来的江山败在手里。他想到自己虽然资质平平，但由于有了周公的尽力辅佐，国家还是治理井井有条，取得令人满意的政绩。因此，周成王自然想到要给儿子安排周公式的人物来辅佐他。思前想后，他心中已经有了不二人选，那就是召公和毕公。正是这两个人和周公同心协力，共同辅佐自己，才有了现在这个大好局面，让他们来辅佐自己的儿子，周成王自然是很放心了。其实，姬钊这个人能力不错，很有作为，只是没有显露出来而已，或者是他的父亲周成王没有发现也有可能。于是周成王临终前，便要求召公、毕公辅佐姬钊，并将召公、毕公等大臣召到床前，立下遗嘱。在遗嘱中，周成王要求大臣们根据遗嘱的精神辅佐、约束周康王严格恪守周文王、周武王的遗训，使他能够制定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并认真推行，能够制定严密的法律法令并真正实行而不违背，总之就是希望周康王在众大臣的帮助下，克服困难、度过难关，使周王朝强盛起来，使周康王成为一代明君，而不至于碌碌无为而成为昏君。
应该说，周成王的遗嘱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周康王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周成王在选择接班人方面算是选对了。周康王登基时，召公、毕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登基仪式。在登基仪式上，召公宣读了周成王的遗嘱，还将周康王带到祖庙，向他讲述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要求周康王牢记文王、武王、成王的遗训，严格要求自己，勤谨治国，将祖宗基业发扬光大。在召公、毕公的辅佐下，周康王励精图治，延续了周成王开创的大好局面，史称“成康之治”。
召公奭、毕公高死于周康王统治时期，未有被杀的记载，看其死后，封国犹在，应该善终。。
三、汉武帝留下的顾命团队：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
首席顾命大臣霍光是西汉著名将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之弟。霍去病去世后，霍光做了汉武帝的奉车都尉，享受光禄大夫待遇，负责保卫汉武帝的安全，所谓“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在跟随汉武帝时期，他谨慎小心，受到汉武帝的极大信任。霍光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顾命大臣。清朝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好像比霍光名声响，只是因为肃顺等才故去不到两百年，而霍光已消逝近两千年。
金日磾是驻牧武威的匈奴休屠王太子，在河西的匈奴休屠、昆邪二王及部属4万余人降汉，休屠王被杀，年仅14岁的金日磾及其家人沦为官奴，被送到黄门署养马，得到汉武帝赏识。汉武帝因获休屠王祭天金人故赐其姓为金。后升迁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由于金日磾孝敬母亲，做事小心谨慎，从不越轨行事，深受武帝信任，成为皇帝的亲近侍臣。以车骑将军受遗诏辅政。汉武帝本想选他为顾命大臣之首。金日磾以自己是匈奴人不足以服众为由推脱，并推举霍光。
上官桀少为羽林期门郎。上官桀起初因为力大而得汉武帝的赏识，被任命为未央厩令。汉武帝有一次身体不适，等痊愈后，发现马匹大多瘦弱，于是汉武帝大怒说：“厩令认为我再也看不到这些马了吗！”便要将上官桀下狱。上官桀叩头说：“我听说皇上圣体欠安，日夜担心，实在没心思照料马啊。”话未说完，已流下眼泪。汉武帝于是认为上官桀关心自己，因此与他亲近起来，任命他为侍中，逐渐升到太仆。以左将军受遣诏辅政。
桑弘羊，历史上著名的理财专家，13岁时“以心计”入赀为侍中，因能“言利事，析秋毫”，深得汉武帝赏识，被委以重任，历任大农丞、大农令、搜粟都尉兼大司农等要职，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之久。在桑弘羊的参与和主持下，先后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经济政策。终武帝一代，桑弘羊忠心耿耿，聚敛资财以增强国力，为武帝屡败匈奴，多次出巡耀武扬威，打通西域，开发西南等奠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其理财之功连对之十分不满的司马迁也不得不击节赞扬，称弘羊时代“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以御史大夫受遗诏辅政。
汉武帝临死前传位给他的小儿子刘弗陵，刘弗陵才8岁，汉武帝指派霍光和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辅佐刘弗陵，掌权的是霍光。
霍光辅政以来，首先和同时辅政的上官桀、桑弘羊以及汉武帝之子、燕王刘旦，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上官桀为了谋取汉朝的最高权力，依附于昭帝之姊盍长公主。他首先巴结公主之近幸丁外人，极力为丁外人求官进爵，得到公主的宠幸，与丁外人、公主等结成死党，而后进一步通过公主，将其年幼的孙女送入宫中，封为婕妤，意欲通过公主和孙女，来取代霍光与昭帝的地位。而燕王刘旦，则因长于昭帝而不得嗣立，心怀不满；另一位辅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认为在汉武帝时期制定过盐铁专营的政策，使国家富强起来，功劳莫与之比，不甘居于霍光之下，遂产生了推翻现政权，由他与上官桀来主政的欲念，与燕王刘旦勾结起来。这就形成以长公主和燕王刘旦为首的两股政治势力。他们估计到依靠各自的势力还不足以推翻汉昭帝，只好暂时联合。按照上官桀的计划，要先利用燕王刘旦的身份，发动政变，在政变成功之后，再除去燕王旦，由他来掌握朝政。这个暂时联合起来的政治集团，自然要把矛头首先指向阻碍他们夺取政权的霍光。
昭帝始元六年（前80年），上官桀、燕王旦等人加紧了政变的准备工作。燕王刘旦将夺取帝位的赌注压在上官桀身上，前后派遣十多人，带了大批金银珠宝，贿赂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以求支持他夺取帝位。他们袭用“清君侧”的故伎，令人以燕王旦的名义上书昭帝，捏造说：霍光正在检阅京都兵备，京都附近道路已经戒严；霍光将被匈奴扣留19年的苏武召还京都，任为典属国，意欲借取匈奴兵力；霍光擅自调动所属兵力。所有这些，是为推翻昭帝，自立为帝。并声称燕王刘旦为了防止奸臣变乱，要入朝宿卫。上官桀企图等到霍光外出休假时，将这封奏章送到昭帝手中，而后再由他按照奏章内容来宣布霍光的“罪状”，由桑弘羊组织朝臣共同胁迫霍光退位，从而废掉汉昭帝。他们没有想到，当燕王刘旦的书信到达汉昭帝的手中后，就被汉昭帝扣压在那里，不予理睬。次日早朝，霍光上朝，也已得知上官桀的举动，就站在张贴那张汉武帝时所绘“周公负成王图”的画室之中，不去朝见昭帝，以此要求昭帝表明态度。汉昭帝见朝廷中没有霍光，就向朝臣打听，上官桀乘机回答说：“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状，他不敢来上朝了。”昭帝十分平静，随即召霍光入朝，果断地说：“我知道那封书信是在造谣诽谤，你是没有罪的”；“如果你要调动所属兵力，时间用不了十天，燕王刘旦远在外地，怎么能够知道呢！”“况且，你如果真的要推翻我，那也无须如此大动干戈！”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十四岁的昭帝一语揭穿，所有在朝大臣对昭帝如此聪明善断无不表示惊叹，霍光的辅政地位得到了稳固。
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揭穿之后，就干脆赤膊上阵，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他们计划，由长公主设宴请霍光，命埋伏的兵士将霍光杀掉，废除汉昭帝。就在这危急关头，长公主门下一名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将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向大司农杨敞（司马迁之婿）告发，杨敞转告了谏大夫杜延年，于是昭帝、霍光掌握了上官桀等人的武装政变计划，遂在这一政变未发动之前，就先发制人，将上官桀、桑弘羊等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诛灭了他们的家族。长公主、燕王刘旦自知不得赦免，遂先后自杀身亡。这场由上官桀发动的政变最后被霍光粉碎了。九岁的上官皇后因为年纪幼小，又是霍光的外孙女，所以未被废黜。此后，不但霍光权倾朝野，其儿子、女婿、弟弟也纷纷担任要职，霍氏势力达到高峰。
公元前74年，昭帝病逝，因为他没有儿子，霍光拥立武帝的孙子刘贺即位。但刘贺因为荒淫无道被废，霍光又立武帝之曾孙刘询，这就是汉宣帝。宣帝即位后，霍光继续执掌朝政，并得到宣帝很多赏赐。在公元前68年，霍光病死。
霍光与上官桀、燕王旦等人的斗争，从性质上说，乃是封建官僚集团以及宗室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它是宗室内部争权夺利和官僚集团长期互相倾轧的总爆发。霍光等人在武帝时期虽长期出入宫禁，但仍属朝廷中默默无闻的官吏，他们本身没有多少权力，更没有多少财富，代表着当时社会上中小地主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受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压制，因而，这就不能不使他们与代表大地主、大商人利益者发生尖锐的冲突。从双方斗争的结果来看，上官桀、燕王旦的政变被粉碎，这也使汉朝中后期大地主、大商人阶层整体利益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从而有利于抑制腐朽势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前进。
众所周知，汉武帝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是在反击匈奴、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实行的。它的实行，使汉朝政府广开了财源，增加了赋税的收入，得以有了比较雄厚的物力基础来支持长期的战争，从而不断拓宽了疆土，安定了边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经济政策的实施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官营盐铁、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行，逐步使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剥夺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出现了官吏“行奸卖平”，而“农民重苦，女红再税”的状况，以及“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的局面，使得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日趋贫困。因此，昭帝即位之初，霍光就围绕是否改变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与桑弘羊等人展开了斗争。
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闰十二月，霍光就派遣当时的廷尉王平等五人出行郡国，察举贤良，访问民间疾苦、冤难以及失去职业的人，为召开盐铁会议做准备。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霍光将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等人接入京城，由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正式开始了盐铁会议。霍光虽然没有亲临会场，参与辩论，但他改变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的意图是很明确的。会议围绕坚持还是罢废盐铁官营、均输问题展开的辩论，涉及到各个方面，包括对待匈奴、国内的治理等重大问题，实际上是对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的总评价，也是昭帝实施新的政策前的一次大讨论。因为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施，直接损害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因而贤良、文学大声疾呼，要求改变这一政策；而代表当时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以这一政策给汉朝带来强盛为理由，坚决反对改变这一政策。经过这场讨论，由汉昭帝下令，于是年七月，废除了盐铁官营、均输等政策。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整了阶级关系，从而，使汉朝的经济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
“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愎文、景之业焉。”这是班固在《汉书》中对当时情况的评价，由此也可证明罢废盐铁官营的必要。
昭帝无嗣，他死后，由谁来继承帝位，这是霍光等公卿大臣面临的困难问题。当时，汉武帝的儿子，还有封广陵王的刘胥，但他行事不检点，有失皇家道统，汉武帝生前就很不喜欢他，他们便选择了汉武帝之孙，袭封昌邑王的刘贺，让他来继承帝位。但这个刘贺本是纨绔子弟，荒淫无度。汉武帝死时，他竟于服丧期间四处游猎，虽有属下苦谏不止，他仍放纵自若。昭帝死后，霍光等大臣以太后的名义派车迎接他入京登基，他喜不自胜。在进京途中，就派人掠取民间女子、财产，并让其属吏。家人都穿上刺史的官服，封官进爵，任其胡作非为。看到这种情况，霍光等众大臣都感到事态严重，如果不及早处置，将会使汉家天下断送到刘贺的手里。于是在刘贺即位的第27日，霍光将所有在朝大臣、列侯、博士等召集到未央宫，举行会议，当众宣布了要废掉刘贺，另选贤明的意图。与会大臣、博士等人一听这个消息，都感到意外，因为废立之事，关系重大，谁也不敢发言。田延年看到这种情况，立刻站起来发言，假意斥责霍光，说汉武帝把汉家天下寄托给霍光，就因为霍光忠诚于汉室，能使汉朝长治久安。现在如果继续维持刘贺的帝位，那汉家天下就会断送，你霍光将来死了，又有何面目去见汉武帝呢！他手握剑柄，严词厉色，声称如有人敢反对废除刘贺他就将其就地斩杀。与会者见此情景，都同意由霍光主持，废除刘贺，另选贤明之主。于是，霍光联合杜延年、杨敞等人，十分慎重地写了一封奏章，列举了刘贺的种种劣迹，上奏当时主持汉室的十五岁的上官太后，并将刘贺召至未央宫承明殿，宣读了这封奏章，即日将刘贺废掉，并将其所属官吏统统收捕，随后又将刘贺发送回昌邑。而后，又将长期生活于民间的汉武帝与卫子夫的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十八岁的刘病已立为皇帝，这就是汉宣帝。刘据因巫蛊之祸死后，出生仅数月的刘询被送至民间收养，后遇赦回至皇宫，被称为皇曾孙，但其地位与平民无异，娶啬夫许广汉之女为妻。由于他自幼生长民间，左右无众多心腹，在中央亦无势力，霍光便以其躬行节俭，慈仁爱人②为由，迎入未央宫，继皇帝位。
确立新主是当时安定全国的需要，然而要确立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则又是关系到汉朝能否长治久安的问题。霍光既考虑到前者，更考虑后者。所以他宁愿担负所谓擅自废立的恶名，也不愿使汉家王朝倾覆。这表明他对汉室的忠诚，也是对国家的高度负责。事实证明，霍光选择了汉宣帝，才使得汉朝保持了兴旺的局面。汉宣帝即位后，霍光继续辅佐朝政，直到病死。
宣帝深知霍光家族在朝中的势力尊盛日久，内不能善，所以在其继位之初，当霍光表示归政时，宣帝谦让不受。霍光遂继续把持朝政，群臣凡事先请示霍光，然后再向宣帝报告。霍光每次入朝拜见时，宣帝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表面上却作出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的姿态。即便如此，仍无可避免地与霍氏家族发生了冲突。
霍光夫人意欲将其小女立为皇后，以进一步控制皇帝。群臣阿附霍光，也建议宣帝纳霍女为后。宣帝不忘旧义，坚持立许氏为皇后，这便引起了霍氏家族的不满。霍妻竟趁许后临产之机，指使女医官将其毒死，然后由霍光施加压力，将霍女立为皇后。宣帝对许后之死虽然心怀疑虑，但迫于形势，对霍皇后也只好作出宠爱的样子。一年后（是霍光死后一年），宣帝立许后之子为太子，霍光夫人故伎重演，教霍皇后在太子饮食中下毒，未遂。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病卒后，宣帝开始亲政。此时霍禹为右将军，霍山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霍氏一门仍十分显赫，广治第室，奢侈无度。
有人向宣帝上书，说霍光专制擅权，主弱臣强，现在其子孙用事，愈发骄恣，长此下去，恐危宗庙，建议宣帝采取措施。由于当时凡吏民上书皆先通过尚书，所以都被霍山扣押下来。为削夺霍氏权力，宣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亲自处理朝政，五日一听事，并下令凡吏民奏事不通过尚书，直接向皇帝报告。其次，封太子的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许广汉的两个弟弟，一封为博望侯，一封为乐成侯；又令与霍氏有隙的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最后，将迁霍禹为大司马，无印绶，罢其右将军屯兵官署，其他霍氏亲族也被调离实权位置。霍氏家族诸将从前统领的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全部改由宣帝亲信的许、史两家子弟统领。
霍氏不甘心权势被削，遂密谋借机杀平恩侯许广汉和丞相等人，再以太后名义下诏废掉宣帝而立霍禹。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阴谋败露，霍云、霍山自杀，霍禹等人皆腰斩、弃市，霍皇后被废处昭台宫。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
宣帝虽然诛灭了霍氏，但在施政方针上与霍光并无分歧，基本上延续了昭帝时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并多次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的租赋。
霍光辅政昭帝和宣帝时期，实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使武帝末年的社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西汉王朝上又出现了几十年的兴盛景象，历史上习惯称这一时期为“昭宣中兴”。
霍光执掌朝政近20年，功远大于过。因他执政期间曾行皇帝废立之事，并能保持臣节，故后世大臣欲行废立，皆曰：缘霍光之故事，由是名震历代。善终。
金日磾早亡，善终。
上官桀为亲朋求官不成，谋反，欲当皇帝，事败，被灭门。
桑弘羊参与上官桀谋反，被杀。
四、三国时期顾命大臣：蜀汉诸葛亮，东吴诸葛恪，曹魏曹爽、司马懿
诸葛亮，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文学家。刘备在与东吴的大战失败后，在白帝城病危，将诸葛亮招到白帝城，将儿子也就是后主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并称如果刘禅不行，诸葛亮可以取而代之。刘禅其实当时并不在场，而刘备在托孤现场的言行就完全是针对诸葛亮和李严、赵云等人的，充满了政治上的诡诈。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短短几句，直接给所有在场之人提出并且确定了诸葛亮日后的政治地位问题。刘禅即位，时年17。诸葛亮南征北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鞠躬尽瘁，命丧军帐。
诸葛恪，字元逊，吴大将军诸葛瑾长子，蜀丞相诸葛亮之侄。从小就以神童著称，深受孙权赏识，弱冠拜骑都尉。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面孔狭长像驴的面孔。一天，孙权召集大臣们，差人牵一头驴来，在驴的脸上挂一个长标签，写上：诸葛子瑜。诸葛恪跪下来说：“乞求给我一只笔增加两个字。”于是任凭给他笔。诸葛恪接下去写了：“之驴。”在场的人都笑了。于是孙权就把这头驴赐给了诸葛恪。东吴名将陆逊病故，诸葛恪领其兵，为大将军，主管长江上游军事。孙权临终前为托孤大臣之首。孙亮10岁继位。诸葛恪掌握吴国军政大权，初期革新政治，并率军抗魏取得东兴大捷，颇孚众望。此后诸葛恪开始轻敌，大举兴兵伐魏，惨遭新城之败。回军后为掩饰过错，更加独断专权。后被孙綝联合孙亮设计杀害，被夷灭三族。后孙綝废孙亮，立孙休；孙休杀孙綝，并为诸葛恪平反。
曹爽，字昭伯，三国时期曹魏宗室，大司马曹真之子，曹操族孙。曹魏景初三年（年），魏明帝曹睿病重，任命曹爽为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将太子曹芳交托给曹爽和司马懿，命令二人共同辅助年仅八岁的少主。曹芳继位后，加曹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食邑一万二千户，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与司马懿各统精兵三千人，共执朝政。后曹爽听从亲信丁谧的计谋，尊司马懿为太傅，乘机削去司马懿的军权。曹爽兄弟“专擅朝政，兄弟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由于司马懿渐渐被架空，很多政事司马懿都不能参与，于是称病回避曹爽，韬光养晦等待良机。正始十年（年）正月甲午（初六）日（2月5日），曹芳与曹爽三兄弟往高平陵拜祭魏明帝。司马懿在洛阳发动高平陵政变，入永宁宫向素来与曹爽不睦的郭太后上奏，称曹爽兄弟败乱国典、擅权营私，遂奉太后上奏天子请求意旨罢废曹爽，与蒋济等占据洛水浮桥，关闭洛阳城门。曹爽不从“智囊”桓范之计，被司马懿诱劝放弃权力；返回洛阳后不久，被冠以谋反罪屠灭三族。司马懿善终，开创西晋基业。
五、南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留下的顾命团队：徐羡之、谢晦、傅亮、檀道济
徐羡之，刘宋王朝司空、录尚书事，首席顾命大臣。
谢晦，出身陈郡谢氏，虽非谢安直系，也是第一流高门。曾为刘裕太尉府主簿，为刘裕出谋划策甚多。
傅亮，于东晋末投刘裕部下孟昶，很长一段时期为刘裕“表策文诰”；特别由于刘裕受禅前是他最先领会意图，衔命回建康，讽晋帝退位，立促改朝换代，颇得刘裕赏识。，
檀道济，世代为将，很早就追随刘裕，屡立大功，有卓越军事才能。
刘裕临死前对太子交待说：“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屡从征战，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这也是刘裕对四位顾命大臣的评价，结果竟与其判断毫厘不差。既然对谢晦不太放心，为什么要让他充当顾命大臣，相反刘裕的兄弟、同族却一个也没有呢?我以为这正是刘裕不同凡俗，高人一筹之所在。刘裕死前低级士族及刘裕诸弟、同族中有政治才干或文化素养的如刘穆之、刘道规等已先后死去，剩下的武将均不足以担当此任，与其勉强把他们塞进顾命班子、随后被人轻易搞掉，不如从高级士族下层中挑选精明强干而又和新王朝利害关系一致的人，委以重任，使之感激涕零，竭诚效力，或许会更好一些。徐羡之、傅亮就是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被看中的。至于谢晦，虽然可疑，但比起其他第一流高门来又是最靠拢新王朝的；由于他们的社会基础深厚，政治影响大，顾命大臣中吸收一个这种类型的人，只要不放松警惕，恐怕只会缓和他们的消极、对立情绪，而没有坏处。因为谢晦“颇识机变”，檀道济或许就是刘裕为防万一，安排从军事上对付谢晦的人；这一着棋，后来果然发挥重大作用，但随着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其性质和刘裕原来估计的却完全不同了。总之，徐、傅、谢、檀是经过刘裕深思熟虑，反覆斟酌定下来的。
南朝宋武帝刘裕临终前将少帝义符托付给徐羡之、谢晦、傅亮、檀道济等。少帝义符17岁即位。可刚过了两年，年少轻狂、行止悖乱的少帝义符就被这几位大臣废为营阳王，不久被中书舍人邢安泰活活用门闩打死。徐羡之等随即迎奉武帝第三子义隆入奉皇统，是为宋文帝。次年，徐羡之等奉表归政，文帝亲政。又过了一年，徐羡之、傅亮、谢晦陆续被亲政后的文帝诛杀。
为了家国黎民，徐羡之等人终于对宋少帝痛下杀手。试想，如果仅为个人的权力和利益着想，顾命大臣们完全可以在废黜少帝后，选择一个年龄更小的傀儡来继位，这样就可以在较长时间里掌控朝中大权，甚至可以效法古人取而代之，改朝换代。但是，徐羡之等人没有这么做，而是迎立了只比少帝小一岁的义隆为帝。这个时候，义隆已经18岁，已到了可以亲政的年龄。而且，义隆继位的次年，徐羡之等人就主动将执掌朝政的大权归还给新皇帝。这足以证明徐羡之等人既不想擅权，更无意篡政。然而，即便如此，徐羡之等人也终于没能摆脱“顾命大臣”悲剧性怪圈的厄运。史载，少帝废后，傅亮亲往江陵奉迎义隆。义隆一见到傅亮，就痛哭流涕地问起少帝被废的情况，一旁侍立之人“莫能仰视”，傅亮则“流汗沾背，不能答。”(《宋书·傅亮传》)义隆这一哭，实际上表明，少帝被废黜虽然给他带来了一步登天的机会，但徐羡之等人的弑君行为已在他的心里深深地扎进一颗钉子。在雷声隆隆的未卜前途面前，虽然深怀忧惧，但顾命大臣们并没有采取积极进取的抗争策略，而是选择了彻底退避，最终经过“三让”达成了归政的目的。然而，无条件投降并不一定能阻止胜利者的杀戮之心。小皇帝登基后是一定会拿顾命大臣来开刀“作筏子”的，这可以一方面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一方面化解摄政期间朝中大臣的怨气，同时也借机发泄自己深藏在心的仇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顾命大臣能逃脱这个法则？因此，归政次年，小皇帝义隆便颁下诏书，历数徐羡之等人的“弥天大罪”，一一予以剪除。徐羡之事先得到密报，逃出城，自己抹了脖子。傅亮也逃到兄长的墓前，被官兵捕获伏诛。谢晦虽在外领兵，也最终被讨伐大军击败擒获。谢晦的兄子世基一同被擒，临死前作诗曰:“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谢晦续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一句“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令人无限感慨。其实，这不正是顾命大臣身不由己、万劫不复的命运悲歌？
檀道济戎马倥偬，战绩卓著。根据他多年的战争经验，总结出三十六计，为我国留下了宝贵的军事著作遗产，被载入史册。徐羡之等三人废少帝义符时，檀道济不同意这样做，屡次建议不可如此，但并未采纳。徐羡之、傅亮被诛杀后，曾令檀道济领兵平定闻讯兴兵造反的谢晦集团。檀道济将谢晦抓获，文帝遂处死谢晦。檀道济屡破魏军。元嘉八年(公元)攻魏，檀道济军粮尽，只得自历城南还。宋军降魏之人皆以实情告之，魏军获悉，随即追击。此时宋军恐惧，即将溃败。檀道济为迷惑魏军，令士卒于夜间“唱筹量沙”，以仅有的少量谷米覆盖沙上。清晨，魏军见之，误以为宋军粮食尚足，将投降全部杀掉。时檀道济兵少，魏军势盛，檀道济又命军士皆披甲，自己著白服乘舆，引兵缓缓出城。魏军恐有伏兵，不敢追逼，檀道济全军得以安返。檀道济在前朝既已立下功勋，威名甚重，左右的心腹也都身经百战，而他的儿子又都很有才气。所以朝廷对他有疑惧之心。时有人指点著他说：“安知非司马仲达也”。宋文帝身体一向不好，卧病在床多年，多次几欲死去，领军刘湛把握朝政。刘湛担心檀道济和他不和，加上彭城王刘义康也担心文帝死后，檀道济无人可管。。正值文帝病情恶化，刘义康假作诏书召入祖道，撤其官职。三月己未(即公元年4月9日)，下诏历数檀道济罪状，将其处死。与其一起遇难的还有其子给事黄门侍郎檀植、司徒从事中郎檀粲、太子舍人檀混、征北主簿檀承伯、秘书郎中檀尊等八人，又遣尚书库部郎顾仲文、建武将军茅亨至寻阳，将其子檀夷、檀邕、檀演和檀道济的心腹，司空参军薛肜、高进之，二人作战勇猛，时人将其比做张飞、关羽。只有檀邕之子因年幼才被赦免。檀道济被收捕时，愤怒气盛，目光如炬。片刻间便饮光一斛酒，脱帻投地说：“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魏人闻檀道济死，都说：“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从此连年伐宋，大有饮马长江之志。文帝自毁万里长城，值此国难思良将，问殷景仁：“谁可继道济？”殷景仁回答：“道济以累有战功，故致威名，余但未任耳。”文帝：“不然，昔李广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后继者复有几人”？元嘉二十七年(年)，魏军大举攻宋，至瓜步，文帝登石头城远望，甚有忧色。叹息道：“若道济在，岂至此！”檀道济堪称历史上唯一让杀顾命大臣的皇帝后悔的顾命大臣。
四大臣皆被刘宋文帝杀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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